“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核心命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的自我革命，实现了“党性”与“人民性”在价值主体维度的辩证统一。这一统一的理论逻辑在于：首先，“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构成了统一的前提，具体体现为党的阶级基础的纯粹性、理论的科学性、革命的彻底性；其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构成了统一的本质，党在“自我否定”之后的“否定之否定”中将自身作为客体，回答“为了谁”“依靠谁”，最终指向真正的终极价值主体，即“人民群众”；最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构成了统一的实践机制，它们从外部监督与内部自觉两个维度，共同保障了“价值创造主体”与“价值享有主体”、“权力监督主体”与“权力行使主体”的辩证统一，从而在实践层面夯实了党性与人民性价值一元性的根基。
2023年《立法法》再次修改，其中第81条新增“基层治理”作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事项，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涵射范围几乎扩张至居民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然而，“基层治理”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造成其与其他立法事项，尤其是与“城乡建设与管理”之间，边界模糊、难以区分的困境局面，因此必须对基层治理的概念予以明确。基层治理作为并列性名词，对其的理解横向应当从“基层”和“治理”两方面进行考察；纵向则可以从实践立法、比较法学、体系解释三个维度予以解释，从日本地域综合行政主体论中获取线索，并在我国宪法条文中探寻最终答案。我国综合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形塑与确立，必将深度嵌入全过程人民民主体制的秩序框架，促进其基层实践开花结果。
随着互联网深度嵌入社会结构，网络舆情已成为影响国家治理、社会心态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变量。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遵循，其党性原则、真实性原则与人民立场相统一的核心要义，为网络舆情治理提供根本遵循与方法论指引。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逻辑，系统剖析当前网络舆情治理在技术适配、主体素养、内容生态、体制机制层面的深层困境，以双向赋能、具化传播、治理责任为核心创新方向，从制度建构、教育引导与生态重构三重维度，提出构建敏捷治理体系、推动价值认同转化、形塑责任共担生态的实践路径，旨在为推进网络舆情治理现代化、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
以贺国丰陕北话版《神仙挡不住人想人》为研究对象，探究美声唱法技巧在陕北民歌演唱中的融合路径与艺术价值。研究表明，美声唱法的科学发声体系可有效提升陕北民歌演唱的稳定性与表现力，陕北民歌的方言特质与原生情感亦能丰富美声唱法的艺术内涵，二者具备显著的艺术互补性。相关成果可为民族声乐教学与舞台表演提供实践参考。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理论凝练与经验总结，更是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关键答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确立其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战略定位。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三个务必”，升华经典治党思想，彰显大党赶考路上的清醒自觉，成为了联结自我革命与党建实践的重要理论标识。立足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厘清二者理论契合与价值互动逻辑，阐释自我革命在坚守初心、传承作风、防范风险中的核心价值，探索以自我革命推动“三个务必”落地见效的实践路径，可为走好新时代赶考路提供学理支撑与行动遵循。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力量。研究通过构建涵盖融合基础、融合过程、融合成效、融合环境4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对2014～2023年西安市数字经济赋能下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显示：西安市整体融合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但问题显著，历经“爬升—下滑—回调”三阶段；各子维度发展不平衡，融合基础维度显著增长但面临可持续性风险，融合过程与环境维度显著下滑，暴露出科技金融、人才引留、政策协同与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深层矛盾。为此，提出构建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协同创新机制、推动“数字基建+场景赋能”双轮驱动、深化“科技—金融—人才”协同生态等对策建议，以期提升西安市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效能，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是一场自觉运用出版策略的文化政治实践。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左联文学丛书的封面设计不再仅仅是美学装饰，更演变为一种重要的左翼文学传播与生存的策略。本研究以左联文学丛书的封面设计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代表性丛书封面的分析，探讨其图像叙事与多重功能，进而深化对左联文学生存策略与审美实践的理解。研究发现，左联文学丛书封面通过灰色伪装、系列化设计、木刻语言及民族化形式等多种手段，在承载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同时，有效促进了左翼文学的传播，封面不仅成为审美表达的载体，更具备了重要的反“围剿”功能。
人工智能（AI）时代，文化与科技的相生相促不仅有助于陕北说书走出传承效率低、传播时空受限的困境，也为陕北说书走向世界提供了无限可能。在AI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动作捕捉和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辅助下，陕北说书可从音乐跨界、书词创作、视觉呈现及互动体验等四个方面开展创新，实现其自身数字化呈现与跨文化传播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将促使陕北说书形成新的“可感知—可参与—可持续”的发展生态，推动陕北说书与世界对话，使其以独特的艺术语言表达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关切，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
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是驱动文化繁荣的物质支点，其审计效能直接关乎文化强国战略的落地。针对现行审计在信息捕获与评价基准上的“现实梗阻”，本研究立足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框架，系统解构大数据对审计实践逻辑的重构路径。分析表明，大数据赋能在拓宽取证维度与判断精准度方面展现出显著的生产力优势，但在实际应用中仍遭遇标准缺位、精神价值量化失准及技术适配不足等结构性张力。这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本质上折射出先进生产要素与传统审计体制间的深层矛盾。为此，应通过确立数据互认规范、完善兼顾社会与市场效应的多元评估模型、强化技术穿透力建设，推动审计向智慧治理转型，在经济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辩证统一中提供制度保障。
西方现代哲学对本质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但这一批判并未延伸到政治哲学领域，许多人还从这种批判中得出唯有实行自由主义政治方案才能避免和防止本质主义的结论。但自由主义难道不是本质主义哲学吗？它将作为有机整体的民族、国家还原为“非人”的原子化个体；将好政治归结为若干永恒、绝对、普遍的原理和原则；宣称尊重人的自由选择和价值中立，实际有着强烈的价值偏向并将之上升为“政治正确”；认为实施它所信奉的原理无需任何条件且只要实施了这些原理，一切社会难题都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西方国家符合这些原理，是所有国家政治上的“模板”和必然归宿。这种本质先于事实、追求绝对确定性和同一性的政治哲学，难道不是本质主义？自由主义虽然与柏拉图、黑格尔那种本质主义哲学有所不同，但同样作为本质主义哲学，两者没有“好坏”之分，自由主义也不是什么“好的”本质主义。之所以人们认为自由主义可以防止本质主义，只是因为它曾经“做对了事情”。随着在与其他政治哲学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和时代变化，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本质主义性质愈发凸显：将“爱智慧”的哲学变成了“智慧”的固定答案；否定了其他文明的价值；堵死了探索不同政治形式和政治发展道路的可能；同样具有遮蔽、简化、解构等效应；本身仍然是一种独断论、决定论、唯我论。